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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中国城乡发展失衡典型

（2008-05-10）

● 何惜薇

　　“阜阳可能比上海更能代表中国，如果阜阳所面对的问题是它独有的，那反而不难解决。”

　　针对安徽阜阳市已成为手足口症（EV71感染）“重灾”城市，老家靠近阜阳市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师王晓渔在上海接受访问时指出，无论是地理面积或人口等，阜阳市都是是中国城乡发展失衡的“典型”。

　　他形象地说，从安徽省会城市合肥市中心乘车几小时到阜阳市中心，映入眼帘的快餐店和名牌连锁店，让访客不容易察觉两个城市的不同，但从阜阳市中心驱车数十分钟到农村去，差别却马上显现。

　　据王晓渔观察，忙于挣钱糊口的农村村民，不会一有小病就求医，否则“成本高”、“生活完全被打乱”。延误医治，加上农村“基本谈不上有完备的医疗条件”，手足口症在阜阳农村扩散是件“不奇怪的事情”。

　　该市日前查处了九个违反防疫制度、防控不力者，包括为患儿输液了事、没及时将病患转至县级以上医院救治，以及基于群众缺少防控知识，乘机谋利的乡村医务人员和干部，说明农村不但医疗设备不足，制度也落后。

　 　阜阳市人口932万，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市。该市人民政府网站显示，2006年，全市从业人员480万人当中，从事包括农业的第一产业人口近260万 人，全年劳务输出则高达203万人。据报道，父母到外地打工的“留守儿童”不少于40万。阜阳市95%手足口症病患来自农村，当中不乏这些交由卫生意识较 薄弱祖父母照顾的留守儿。

　　王晓渔认为，阜阳所面对的问题“共性”大，中国其他地方“可能都已经有类似的症状了，只是还没被报道出来”。

　　事实上，自阜阳市3月下旬出现死亡手足口症例后，不少中国媒体和网络都质问：为什么又是阜阳、为什么总是阜阳？媒体的聚焦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这个城市的疫情。

　　阜阳古称颖州，是管仲、鲍叔牙和稽康的故乡，欧阳修和苏轼等当官的地方。然而，2003年以来，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使这座历史名城成为一些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伤城”。

四年前，沙斯肆虐中国，阜阳未能幸免。与此同时，号称“毒奶粉”的劣质奶粉导致189个婴儿营养不良、成为“大头娃娃”，12个婴儿死亡，从群众举报到有 关部门介入查处，竟历经16个月。大约同个时候，官员贪污腐败案件被相继披露、查处和宣判，阜阳官场也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不久前，举报阜阳颖泉区委领导 违法占用耕地以修建豪华“机关办公室”（民间称之为“白宫”）的李国福，被捕后据说在狱中自杀，让阜阳又获得它不想要的媒体和网站传播。

阜阳市领导认为该市被“妖魔化”

　　阜阳市领导认为该市被部分媒体“妖魔化”，但一连串负面的报道，考验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长期处在负面事件频频发生的环境里，人们感觉无助之余，也渐渐变得麻木。王晓渔说，一次回老家时，听说阜阳有霍乱，告诉当地市民应赶紧去打预防针，大家反而觉得他“可笑”。

　　据本报观察，阜阳街上的行人或医院访客，无一戴上口罩；报摊前的老伯，不断数落着政府的不是，埋怨政府没及时通报疫情，就连中药店也没因为报章建议食用某些中药，而赶紧抓药等候顾客上门。

　 　沪上维权律师严义明，趁着5月1日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际，分别到安徽省卫生厅和阜阳人民政府办事处，申请手足口症感染、发病及病患死亡的过 程与相关报告，以及阜阳市政府在病症爆发后没按法律规定，及时对易感染人群采取预防控制措施，包括关闭相关场所（如幼儿园等）的原因。

　　 不过，据媒体报道，阜阳卫生等官员仍坚持手足口症原本还不是法定传染病，缺乏统一诊断与报告标准，不可在不了解疾病的当儿加以宣传。建构和谐社会、“稳定 胜于一切”更是官员不及时通报疫情的依据。《经济观察报》引述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的话说：“全国每年要死六七百万人，每例都通报，不是造成社会 不稳定吗？”

　　病情到底要扩散到什么规模才能公开，让人们做出防范？当局说：“目前主要采取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综合性防控措施，来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这些究竟是什么措施？这些问题相信都是阜阳市乃至全中国所关心的。